第五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周晓芳
大卫 卡斯戴拉诺
历史总是能通过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件事和一个地方体现出一个时代的风貌。“跟随周恩来的足迹”就是力求通过再访周恩来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将读者和观众置于曾经发生的历史情境之中，讲述杰出伟人周恩来的故事，再现他的生平事迹。
我们的故事将从他出生时讲起，从他幼儿时的教育和成长，到他如何从一个有志青年，坚定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将他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同时，我们深信，他的故事也一定有助于世界更加深入地理解21世纪的中国。
我们通过“足迹”专题采访、记实，和身临其境的真切体会，以中英文纪录影片和图书的方式，给人们提供一个学习和了解伟人周恩来的机会，并通过了解他来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
周恩来的一生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尊严。他是和平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和平的先锋楷模。当今中国正在沿着老一代革命者们的足迹，创造出一个让世人仰望的更加文明的新世界。
周恩来的故事是现代中国崛起的故事。我们带着这份理解回顾
去，同时也在展望着未来。
跟随周恩来的足迹
周晓芳
采访周秉德片段
我在上学的时候住在西花厅，主要是周末或放寒暑假的时候住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家小，兄弟姐妹多，居住条件拥挤，所以伯伯、伯母就和我父母商量让我住在他们那儿。我上学的时候要上晚自习的，周末的晚上要去学校上自习课，所以也很少能见到伯伯。
在西花厅的早晨一般会看到院子里立一个很窄的木头的小牌子，上面写着“请安静”，大家都会明白伯伯在睡觉了，工作人员不大声说话，小孩子们更不可以玩玩闹闹，我就会悄悄的坐在走廊里看书，在后院也有一些其他工作人员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会在一起玩耍。
到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自己的饭盒和饭票到食堂排队买饭，食堂有什么菜就点什么菜。食堂分大中小灶，大灶是给战士们的，小灶是给领导人的，就是局以上的。我们在中灶，伙食跟大灶差不多，但人少点。饭后我们有几个小伙伴会去游泳池游泳，在家的时候，会见到伯伯匆匆忙忙的回来，又匆匆忙忙的走。我最高兴的是和伯伯有的时候一块溜溜弯儿，因为他能放松一下，缓解工作的疲劳。
文革的时候我对红卫兵造反想不通，就去问伯伯。但是，他从来不会跟我说什么，还会反问我：“是不是有人派你来问我的？” 我说当然没有，只是我自己认为这样造反那谁来建设国家呢？伯伯没有和我多讲，那时我还年轻，想问题很简单。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伯伯发火，当然，我也接触不到他工作上的事情。但是，我曾经听到过有人讲他对他直接领导的部一级干部会很严厉，有时也会发火。对部一级的下属或基层的工作人员他从未发过脾气，相反，他会很有耐心地、态度温和地，而且很认真的去了解情况，即使有错误，他也不会批评他们，而是会批评上一级的领导。
生活在西花厅的时候，是我跟伯父和伯母二人一起吃饭，只有在饭桌上才能和他们交流一些我的想法。当我步入成年的时候，也有青年追求我。伯父在我选择终身伴侣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曾教导过我在寻找对象时，不要看外表，不要看职位，要看他本身跟你的兴趣是不是志同道合，你们的目标是不是一致，方向是不是一致。他讲到曾在法国留学时期的女朋友，他们是在学术运动的时候结识的，她是妇女运动的会长，由于他们都在法国，所以交往比较多，而且他们都加入了少年共产党，两人感情也很好。然而，当他们在法国巴黎共同参加共产党的活动时，伯伯发现她会计较别人对她的看法，立场也不是很坚定。因此，他明确和这位女友说明了要分手的原因。事后，他们仍然保持着朋友关系。后来，伯伯就写信给我七妈，并向他求婚。他求婚的方式你知道吗？他信中说：“我们要敞开翅膀，自由的翱翔。”
那时候还是封建社会，刚刚离开封建社会不久，他要破除束缚，自由的去爱他所爱的人。在他寄给我七妈的一张明信片中写道：希望我们像罗森堡和布卡纳西那样，共同走向断头台。明信片的另一面是一副油画，上面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森堡和布卡纳西的头像。他是这么说的，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在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是有个共同的志向。
他还教导我要独立自主，做好自己的事情，并且还要脚踏实地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强调，我就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也应该靠自己的能力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采访周秉宜片段
对我来说，伯伯就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形象，他让我有一种安全感。每次我找伯伯谈私事和选择的问题上，他都会全神贯注的听我把话说完，从未中途打断。就问题的选择上，他总是用商量的口吻，或以举实例的方法让我自己去判断，没有任何压力感。伯伯对我们很严厉，他的严厉表现在他的严谨律己，虽然没有写在纸上的规矩，但他的教诲能让我牢记一辈子，并不自觉的去遵循，就是做一名贫民百姓，事事为他人着想，顾全大局。
在我高中毕业要报考大学的时候只有两个院校，一个是浙江美术学院，一个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是在美术学院附中毕业的。浙江美术学院是学油画、国画、版画、雕塑，是创作美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实际上是一个美术设计学院。伯伯一直教导我们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群众，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那么美术设计确实是可以直接为工农兵，为群众服务的，因为它是设计花布，设计陶瓷、餐具，还有商品包装等，是跟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的。考虑到伯伯平时对我的教育，做事情都是要考虑到人民群众的需要，因此我决定去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直接为群众服务。
想好后，我准备找伯伯谈谈，告诉他我已经决定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了，想听听他的意见。伯伯听后，谈了他自己看法，他说：“现在我们的有些商品质量是非常好的，但是包装设计跟不上，所以出口国外卖率低，影响外汇汇率，很吃亏。” 他接着说：“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一批设计人员，来泥补我们的这一空缺。” 伯伯没有给我任何建议，他只是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主张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决定。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他对我们的影响首先让我们遵守纪律，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要做一个普通人、有利于人民的人。正因为我是他的亲侄女，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更加严格，他希望我做一个普通的人，这是他的要求。
伯伯很反对世袭制，就是父亲是官儿子也要做官，孙子也要做官，时代官僚，因为我们家庭过去也是有这种时代官僚的传统，他一定要改变这个现象，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做官，但是他不是直接说，他就说你们要去做工人，做农民，做一个普通的最普通的人，所以我自己的志愿就是要做一个普通人，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我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尽我的能力，我绝不去想着要去做官，要去发财什么这些我绝对不去这样。
虽然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我不给老人家，怎么说呢，不给老人家添麻烦，我至少要让人家觉得，至少你们老老实实的很本分的做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我们作为他的侄子，侄女，能够本本分分的做一个普通人，不给老人添麻烦,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已经可以了，就做到了。
虽然伯伯很温和，可是他在我们面前依然是很有威信的，中国有句俗语：不怒自威。就是他不生气可是他的威严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对他也是很敬畏的。
我记得只有一次伯伯生气了，有一次，他的干女儿孙维世带着自己的女儿小兰来西花厅看望伯伯，小兰大概只有5岁。当大家都坐在餐桌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小兰发脾气抬手打了她的妈妈一下。当时总理很生气的样子，还拍了一下桌子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你的母亲？”
伯伯是非常尊敬他的两个母亲的，而且也是非常孝顺的。所以，他对孩子的管教也是非常严厉的。我们周家的孩子还是比较懂事、比较规矩的，不会做出这种样子来的，都还是比较懂事的。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30年中国是大踏步的前进，从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到现在，国民总产值已经占居了世界第二位了，国民生产总值，确实是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进步很快，这一点我觉得伯伯是会很欣慰的。但是，现在道德精神方面文化方面出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他会很忧虑的，因为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采访周庆
周庆是我的哥哥，他出生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之际。有一张在这一年奶奶抱着他与总理等众亲属在中南海西花厅高台阶上合影的照片。当我哥长到能够满地跑的时候，总理诙谐地称他为报童。一语成箴，直到现在他的志向都是卖报，特别是谈玄论道之报。2015年我为制作《跟随周恩来足迹》纪录片专门采访了他，在问及“如果今天总理在这里你最想和他说些什么”的时候，他很动容，哽咽地说：“我想和他谈道”。与其说他对总理感动，不如说他对总理等革命者的壮丽事业感动。正是有了这些革命者，才使得这个世界充满了希望。还有什么能比让世界充满希望更可称道的呢？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开研讨会，有个学生正在写“周恩来与多党合作”为题的论文，征询我们对此的见解，我哥是这样谈了他的看法：“世界是五彩缤纷的，故有许多理念和由此而成立的许多政党，但最根本的是道，以道去研究周恩来以及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理解多党合作了，那是必然的。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许多优秀品质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人间奇迹，都是来自于他们的那颗道心和理性”。
总理等革命者的事业深深地影响着我哥对道的研究。他认为，道者，“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论达者或穷者都要有一颗道心和理性，而不能碌碌无为、随心任性地混日子以等死。心不可随，而要修；性不可任，而要持，所谓“心性修持大道生”。 只有高尚的心性才能认可并从事高尚的事业。未有比不死或长久更为高尚的事业了。死不可怕，所谓“朝问道，夕死可矣”，可怕的是不相信有这样一条大道能使我们变得更加健康或更加长久，这就是我们缅怀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的地方。在我们周恩来和平研究院的网站上有一篇我哥写的文章，题目是《和平与长久》，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总理或其它什么的，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古人云：“不为良相，必为良医”。治病治国，同一道理。道讲无私，无私而清，清者通，通而不堵，堵所以病，病以至于死；理讲有序，有序而纯，纯者实，实而不虚，虚所以漏，漏以至于亡。中华民族是最讲道与理的民族。想起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的讲话》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真是感人肺腑。多少年来，人们感叹“道心惟微”。相信道心会壮大起来。道心壮大于社会就是长治久安，道心壮大于人体就是长生久视。人体若一小社会，社会若一大人体。万事都应从长计议。越公越长，越私越短；长才能久，短不能久。
我对很多人的采访，包括对我哥的采访，都使我深有感触，感到总理就在我们身边，他的影响无处不在，正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谈道未有不谈丹的，是谓“丹道”。其实“革命”一词也是来自于丹道的。有一首歌叫“革命者永远是年轻”，我哥看上去也的确比同龄人显得年轻许多，这也许就是他坚信革命理想的缘故。革命于社会，让社会充满希望；革命于人体，让人体充满阳光。但愿我哥的谈玄论道报能早日与大家分享。长久的事业必将对人产生深远的影响。难道还有什么能比使人长久的事业更长久的吗？除了长久，或不为长久而奋斗，一切都是浮云，即使是还活着的，更不要说已经死了的了，而反之，生与死都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采访陈汉初
周晓芳：陈先生好，终于见到您了。这次广东汕头、揭阳、潮州一行，十分感谢您一路的关照，从您的言谈话语和您的做事为人中，我们都能深深的体会到您对周总理的仰慕之心和真挚的情感，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尤其是您研究广东时期的周总理所花费的精力是令人敬佩的，这些史料的价值是非常宝贵的。我想再请您给我们讲一些周总理在广东时期的生活和事迹。
陈汉初：这次我们非常高兴接待你到这边来，我们也非常高兴，你作为美国周恩来和平研究院的院长，又是总理的侄孙女，我们非常欢迎。
因为总理跟我们潮汕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对总理的接触研究是在文字上的，我也没有亲眼见过总理……（陈先生说到这里有点哽咽，我随手递给他面巾纸。同时，我也在擦泪。）但是他伟大的历史功绩，留在我们整个中国，整个世界，我说到这里我就激动，这个恩来总理……
他当时到了我们潮汕地区一共是四次，第一次是1925年2月份第一次东征，以及同年10月的第二次东征；前两次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他当时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东征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两个身份到汕头来。当时的背景是这样，总理从法国回来，他是先到香港再到广东的，他回来的时间正好是我们国内国共合作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当时孙中山先生要建黄埔军校，因为人才缺乏，要找一些我们国共两党的精英来做这个事，所以总理受到国民党的人还有他的朋友的介绍，就回国了。现在的话讲就是海归。
他回到广东以后，他那个时候在我们中共党内也是非常显赫的人物，他当过中共广东区委的委员长，也当过军事部长。在国民党内，共产党人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有双重党籍，恩来先生也是这样，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加入国民党。
他在第一次东征的时候，也是国民党的东江组织委员，管东江一带的国民党的基层改组组建工作。因为在这一片当时应该说是军阀混战，国民党这个组织也是一盘散沙，东江这一带的国民党基层组织都是恩来先生组织起来的。
从这个角度上讲，恩来先生他对国民党的建党工作也是有贡献的；从共产党来讲，他是东江地区的共产党组织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1日成立的，1925年是共产党成立的初期，所以在东江这一带，只有共产党的活动，只有共青团的进步学生活动，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恩来先生到了东江这一带以后，他也同时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组织，当时汕头党组织也是恩来先生亲手组建起来，汕头党组织第一任书记叫做杨石魂。
第一次东征到来以后，因为五月份的时候广州出现杨刘（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当时廖仲恺先生就提议东征军要回师，平定杨刘叛乱，东征军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当时东江一带东征军一走，当地的军阀又卷土重来，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第一次东征以后，一些进步力量培养起来了，在当时也受到军阀的摧残，有的就给打死了，汕头市的市长给打死了，他叫饶凤翔。
后来第二次东征是1925年10月进行的，当时的情况是，作为国民革命军，当时国民革命军已经组建了，恩来先生是国民革命军的总指挥部的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先生是总指挥，进行了第二次东征，打了几场硬仗，但当时应该说是非常顺利，横扫千军如卷席。
1925年11月4日，东征军就占领了汕头，当时恩来先生从揭阳坐船到了汕头的西堤码头，进城的时候，几乎整个汕头市的市民都涌到街头欢迎东征军入城。所以说当时恩来先生和蒋介石先生他们组织指挥的这次东征军非常受到人民的拥戴。
进城以后，当时的工会组织起来了，农会也组织起来了，整个潮汕地区的工农运动非常踊跃。当时的整个组织程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海陆丰农民运动在彭湃领导下进行的比较早，当时他毕竟在范围上很小，当时东征军来了以后，整个东江地区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非常活跃，彭湃先生成为农头，杨石魂先生被称为工头，工人的头目，彭湃是农民的头头，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因为当时整个东江地区，恩来先生来以后，他主要是做地方工作，他作为政治部主任，组织这个地方的国民党、也组织共产党、工人农民组织工作都是他做的。
蒋介石是总指挥，他主要控制、指挥军队，还有整个大局他要掌握，所以作为地方这块儿是恩来先生在做。恩来先生到了潮汕以后，他是在11月份来的，到了汕头，他是以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来做地方工作，后来他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因为当时整个广东分为六个区，东江是其中一个区域，他就任命为东江行政委员，就是整个东江地区的一个地方行政长官。
从某种意义来说，他应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成为第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的领导人，他在地方政权建设方面，恩来先生也是最早介入，也是最早实践的这个地方工作，掌握政权工作，如何执政，恩来先生他是最早的。
另外，蒋介石负责军事，恩来先生负责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他兼了一军一师的党代表，他在这个军队中，如何推行政治工作，如何实行党代表制度，这套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也应是他主持制定的，应该说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如何做政治工作，如何摸索这套政治工作制度，恩来先生是最早的，在中国共产党中是最早的。他负责国共合作的革命军队，也是我们国家革命军的缔造者之一，介入领导军队的工作，在我们党来讲也是最早的，所以说恩来先生在广东东江这一带的军事活动，地方行政工作的实践，领导工农的经验的积累，还有国共两党合作，这方面的经验都是恩来先生最早。从这个角度讲，恩来先生为我们整个潮汕地区做了很多，非常有感情，他和几个潮汕区的同事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比如这个杨石魂先生，他当时是中共汕头特支书记，他和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当时潮汕的中共党内的同志们都叫他胡须伯（胡须多），恩来先生留着大胡子，党内革命的同志亲切地叫他胡须伯。他胡子很长，美男子么。
周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女士结婚，是1925年7月份在广州结婚的，结婚以后邓颖超女士是1925年12月份到了汕头来。当时因为两个人新婚燕尔，感情非常深厚。在汕头，他们租住在卧龙酒家。
汕头一些党内的同志去见她，他们俩感情很好，而且在其他人面前也流露出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恩来同志坐着，邓颖超就站过来，站在他的后面轻轻的摸着他的头发，这个细节是伍治之先生后来回忆起来的，很有意思。
在汕头留下了那张照片，总理是坐着，邓颖超在后面站着，也是很秀丽的样子，她在广州那个照片照的比较洋一点，也是那个时代，当时他们两个人的革命感情非常深厚。 她来了以后，邓颖超女士的身份是她作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代表到汕头来，主要任务是指导当时东江地区的妇女运动，做妇女工作的，当时她来了以后，她马上就开展妇女工作，召开妇女联欢大会，和大家打成一片，这些形象和这些记忆，都是当时一些老的潮汕地区的妇女干部，她们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恩来先生在两次东征的情况。恩来先生在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起因是因为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国共两党的分裂，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建立起自己的队伍。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了以后，屠杀了很多人，包括当时在潮汕地区的进步人士，很多很有才干的人，都被国民党他们抓起来杀掉了。很著名一个人士就是李春涛，李春涛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学政治哲学的，他这个人很有才干，他文笔很好，他的经济学论文写的非常好，同时李春涛留学回来以后，他曾经在广州的政治周报，也是我们共产党办的一个政治周报，在那里工作，后来在汕头，恩来先生在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就以国民党的名义主办了一个《岭东民国日报》，这个报的报头是何应钦题的，他当时是国民革命军一师的师长，恩来是一师的党代表，两人搭档了，何应钦题了报头，恩来先生为这个报题了副刊的刊头，题了“革命”两个字，就是我们参观的那两个字。
这个报纸也是非常重要的报纸，作为当时传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传播马列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周恩来与岭东民国日报》，登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一个刊物上，就是这么一个《岭东民国日报》的社长李春涛先生，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被汕头市国民党抓去之后，把他装在麻袋里用刺刀刺死了，丢在了海里，连尸骨都没找到。
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我们共产党不得不起来建立起自己的旗
帜，我们党派恩来先生领导南昌起义，他当时是以中共前委书记的名义领导，和贺龙、叶挺他们，在南昌起义成功打响了以后，后来又撤出南昌城，一路南征，当时南征确实碰到了很多困难。
南昌起义以后一路撤下来，因为这一路走来，越走越热，当时酷暑，非常困难，一路上部队很疲劳，粮食供应军需也很困难，冒着酷暑一路跑下来，主要目的就是要到广州来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大干一场。根据我的分析是，因为恩来先生在广东做过，在汕头做过，在这里有革命基础，有革命力量，有他的战友，有很丰厚的基础，人民拥护他，所以他想在这里大干一场。可是到了1927年9月23日进了潮州，9月24日进了汕头市以后，当时日本英国的军舰就开到了汕头港来了，对这个革命军队展开了威胁。恩来先生当时就委派郭沫若先生作为革命军队汕头市革命政权的外交交涉员，管外交的，负责当时汕头市革命政权的外交，当时有七八个国家在汕头有 领事馆，所以当时就是郭沫若以外交使节的名义去拜访几个国家领事馆的人员，拜访潮海关税务司司长，潮海关当时是外国人控制的。
后来通过郭沫若这么一运作以后，日本、英国的舰队撤退了，汕头市基本上保持了比较稳定的状况。可是风云突变，国民党军队当时在整个广东地区已经很强了，从揭阳那边，接近丰顺那里，就碰上了，当时整个力量的状况是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很大。揭阳县北部那里开战，双方牺牲都非常大，整个起义部队的主要战斗力也被挫败了，所以汕头军队撤退，疏散。
当时整个汕头地区，南昌起义进来以后，一共坚持了总共七天的时间，历史上叫“潮汕七日红“，汕头市七天，潮州县八天，揭阳县三天，澄海县四天，饶平县是五天，整个被称为潮汕七日红，
潮汕广大人民群众因为在四一五政变以后，群众压抑很大，南昌起义军入汕以后，大家都很高兴，扬眉吐气，历史上就叫七日红，就是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的七天。当时，我刚才讲到南昌起义撤出汕头，当时是9月30日的夜里撤退，大概是一两点的时间撤出汕头市，路过揭阳的榕江，往普林流沙那边走，后来又在流沙开了一个流沙会议，起义军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恩来先生当时身患疟疾，病的很重，他带病主持了流沙会议。
流沙会议主要是部署总结前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部署人员的撤退事宜。当时很重要的领导人贺龙、叶挺、郭沫若，他们这些主要领导人，通过我们地下党的保护，从这个地方撤退出去。恩来先生是杨石魂先生护着他，因为他病了，所以要重点保护他。当时掩护他到陆丰，在陆丰这个地方的一个农家
里住了一个多月，后来从陆丰港口撤退到香港，最后到了上海党中央。基本上南昌起义就是这么个状况。
第四次是恩来先生当时在上海党中央的时候，上海党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需要一个交通路线，恩来先生就亲自主持和组建了从上海党中央到香港经汕头到潮州到大埔再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么一条交通线，这个交通线很秘密的，叫秘密交通线，当时这个交通线主要负责的是上海党中央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人员和信件往来，物资的接济，因为当时党中央在那边需要各种物资，也要药，通讯物资，粮食，还有一些稀缺的物品，要通过这个交通线来运输，所以说这个交通线也是一个生命线。
当时党和国家很多领导人，从上海党中央到中央苏区，都是通过
这条交通线。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女士也是通过这条交通线到了中央苏区的。当时恩来先生是1931年的12月，从上海到了香港，再到汕头，当时他化装成工人、商人和神职人员，然后经过这里，恩来先生非常胆大心细，他在汕头晚上还出来看电影，想起来也不可思议。
我想，他可能是要了解一些情况，要了解一些地方上的，当时敌占区的情况，掌握一些情报，所以才冒险出来的，但是他也没出事。他到了中央苏区以后，还几次到汕头来，化装成牧师，留着大胡子，穿着传教士的衣服，具体来做什么，我们也不太清楚，他也没说，是一些同志讲的，恩来先生到汕头，到整个潮汕地区的活动基本情况是这样的。通过这几个情况，我经过十多年，我是1983年开始研究的，收集周恩来的资料，当时也还是比较早的，收集周恩来在潮汕的资料，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刚成立不久，周恩来研究组的同志们也来过汕头，把我们这方面的资料也征集去了，给中央提供资料，补充了这一段史料上的空白，因为这一段知道的人不多，1985年汕头还召开了全国性的周恩来在潮汕的研讨会，当时会议召开的时候，是以广东省征集委员会和汕头的名义主办的，当时来自全国的研究周恩来的专家，还有中央文献
研究室，还有军科院有关研究军史的同志也来了。
这个会议召开以后，也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叫梁柱，后来他是当了北大的副校长，当他得知这次会议后，他给我们来了封信，要我们这个会议的资料，我们也给他寄去了。这个会议召开以后，美国耶鲁大学一位研究周恩来的专家，也知道这个事，也向我们要资料。所以说，我通过这段时间征集史料的研究，对恩来先生在广东、东江潮汕地方这段时间的革命活动，我印象深刻。
我算起来恩来在潮汕大概时间也就四个月多一点，在这里住的时间四个月，恩来先生在他的一生中，四个月也是很少的一段时间，但是在他一生中，这一段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这一段是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一个时期，也是恩来先生从留法回国以后第一次接触党的具体革命实践工作，从现在来讲，这就是一个海归人士回来以后刚刚参加工作，但是他一参加工作就干这么大的事，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们现在有些海归回来以后干了几年还没干出多少成绩来。但是恩来不一样，所以说我回想起来一个伟人，他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应该说他有天赋，应该说他是一个有天赋的革命家、政治家，这是我的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就是，恩来先生通过这段时间的参加领导国民革命，国共合作的军队；国民革命军，通过在军队中效仿苏俄推行的政治工作，通过和国民党人士的团结，共同进行国民革命。他的这些经历基本上奠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军积累了经验，也为我们军队以后在军队中推行政治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和国民党人士的交往，已经在这个时候奠定了基础，所以在以后抗战也好，西安事变和国民党谈判也好，建国后和国民党人士打交道也好，他兼任外交部长，和国外人士国际人士的交往也好，与这段时间所奠定的基础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说，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负责人看到我们这个材料以后，说这段时间是恩来先生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段，要我们很好地研究。这是第二个印象。
第三个印象是，恩来先生是一个能团结人，关心群众，和人民打成一片的领导人。现在我们共产党执政，1921年建党，1949年执政，几十年已经成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如何做好廉政工作，如何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共产党如何继续执政，我们就是要解决好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政权就是人民的政权。
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我们共产党执政一个根本的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恩来先生这一段经验要好好总结，是很宝贵的经验。因为我回想起来，在那时恩来先生非常关心我们一般的群众。我想起一件事，1926年的2月1日，他当时就任东江行政委员的当天，潮安的一个工会一帮人来请愿，请愿是什么原因？当时是潮安城西关的酒楼茶室工会，按照我理解，应该是当时潮州的旅馆和茶室，饮茶的场所和饮食的行业这个工会罢工。
罢工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潮安的县警察要向城西关酒楼、茶室增加苛捐杂税，因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县政府没有给工资，警察要靠去地方上征集。因为当时可能潮州的茶室酒楼行业钱比较多，它是服务行业嘛，所以警察派他们钱派多了，工人就不满意就罢工。
罢工了以后，当时一个叫童少卿工人，警察就把他抓起来了，抓了不放，当时他们就不满，就跑到汕头来找恩来请愿。恩来先生当时刚就任行政委员，他当时没有在东江行政委员公署办公，当时是一个科长来接待他们，等到恩来先生回来以后，看到工人站在门口，当时在文字上写，报纸上报道说是，“署外鹄立，极为可怜”，感到很同情民众。恩来先生就请他们的代表到东江行政委员公署里面坐，要其他请愿的群众先回去，要他们回潮州，不要在这里等，天气又那么冷，当时是二月份，正好春节，天气很冷，要他们回家。
当时潮州和汕头的铁路，那班火车要开了，开车的时间快到了，所以当时他就马上打电话，要火车站推迟发车时间，等工人去
坐车，这是一个工作。第二个要请代表进去公署里谈，总理就接
见他们，让他们反映是什么情况。然后恩来先生还打电话，要警察把童少卿这个人放了，不能抓人。
第二天，恩来先生又派了一个科长到了潮州调查情况。情况一调查，确实警察是在酒楼工会收的钱太多了，恩来先生亲自指示，警会要在全县平均摊派，不能看人家有钱就捞人家那么多钱，不行的，要平均摊派，后来第二天工人
就欢天喜地了，问题解决了，欢天喜地，非常高兴。
从恩来先生处理群众上访这个事，我就得到一个启示，恩来先生做群众工作，处理群体事件，如果大一点就叫突发事件。他工作细致，他首先想的是群众，如何为你解决困难，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做事，而且雷厉风行。不到24小时就把事情解决了，如果像恩来先生那样做群众工作，我们的执政地位就会越来越巩固，这是一个启示。
另外的启示就是，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女士，他们是一对革命的伴侣，特点两个人都同时投身于中国革命，而且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革命、中国人民，他们是一对模范夫妻，也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现在动不动就离婚，动不动两个夫妻就产生矛盾了，当然我们也提倡婚姻自由，感情上破裂，过不下去也可以离，我们的婚姻法规定了。但是恩来先生、邓颖超女士，当然他们也有矛盾，一生那么长，错综复杂的，但是两个人互相体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工作，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的楷模。
还有一件值得提的事，我曾经访问过汕头市一个老先生，叫许美勋，许美勋先生是中国左联的，中国左派作家联盟的，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成立的，许美勋先生当时也是我刚才讲的《岭东民国日报》的一个编辑，他是负责革命副刊文艺版的编辑，革命副刊有很多版面，有文艺，还有工农，很多副刊版面，他是负责其中文艺版面的编辑，他也是左联的人士，也是汕头市一个早期的文艺界的进步文艺青年。
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上海左联人士的一次会议上见到恩来先生，当时恩来在上海，左联也是恩来先生组织的，当然就是为了共产党团结我们文艺界的左派人士。许美勋先生见到恩来先生两个人在聊的时候，恩来先生就跟许美勋先生聊了一个事，他说你们潮汕有一个活到123岁的女诗人，那个女诗人和我们的祖宗有瓜葛。
当时许美勋也没有问究竟什么瓜葛，后来我经过一查，其实当时恩来先生讲的一百多岁的女士叫郭贞顺，她活了123岁。民间传说她当时是用一首诗来劝退进攻她村庄的军队，这么一个伟大的诗人，通过一首诗来感动了当时要围剿村子的人，一首诗就把军队劝退了。这个诗人她是海阳县人，后来嫁到潮阳，是姓周的，在潮阳的周姓，后来一查跟恩来先生浙江绍兴的周有共同的祖先，就是周敦颐，周姓的始祖。
周恩来和鲁迅的祖宗是同一个系的，与潮阳的周姓也是一个系的。周敦颐的曾孙周梅叟于宋谆祐三年授知潮州后留潮居住。所以通过这个事，我也想着恩来先生不简单，他到潮汕来只住了四个月，而且对潮汕的地方事了解那么清楚，查他的祖宗还和这个地方有联系。
这个郭贞顺是明代的人，所以我估计，恩来先生到了潮汕以后，他也看了很多潮汕地方的资料，特别是潮汕地方志的资料，所以才对这个地方那么熟悉。
恩来先生他是一个很注意学习，很了解地方历史的领导和伟人。
陈汉初先生简历：
陈汉初，1948年生，党史副研究员。中国广东省揭阳人，曾任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汕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汕头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退休后，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聘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结束语
我们的足迹仍然在继续，“足迹”所要传递的信息很简单：通过声、像、图、文、和当事人直接叙述伟人周恩来的事迹，从而让每一个人更容易地理解周恩来所指明的和平方向和中国作为世界和平捍卫者的坚定立场。通过“足迹”，人们还可以了解周恩来是如何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面对种种阻挠和挑战，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足迹”本身就是朝着和平的方向，一直向前迈进。
周恩来的一生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尊严。他是和平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和平的先锋楷模。当今中国正在沿着老一代革命者们的足迹，创造出一个让世人仰望的更加文明的新世界。
周恩来的故事是现代中国崛起的故事。我们带着这份理解回顾去，同时也在展望着未来。
完
